北京同仁堂何总经理？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是非常有资格写的。 因为我，就是何总经理。 当然，我退休已快二十年了。 但是，关于同仁堂的许多掌故和内幕，我还是知道的。 这里，就让大家看看，真实的同仁堂内情吧！ 我父亲姓金，是北京同仁堂的金经理。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我对于父亲的印象不多。只记得小时候家里挺有钱，有好多仆人，还有自己的马车。
我母亲是天津人，以前在天津开药店，后来嫁给我父亲，随着我父亲来到北京。 母亲性格很强，也很能干。她一个人把我和弟弟妹妹抚养成才。非常不容易。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中，我排第二。上有大姐，下有弟弟和妹妹。
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母亲送到同仁堂去学习中医，当时正赶上“文革”时期，于是我就在同仁堂当了七年药工。 由于从小在药店长大，所以对中药知识倒背如流。什么金银花、连翘、苍耳子、牛蒡子，多少斤一颗的灵芝，多少斤一块的牛黄，我都熟记在心。所以很受我们主任的器重。 他让我给中央领导人的家属看过病，也给其他领导人写过药方。（注：这里所说的领导人，是指党内的，不是指执政的中共中央）
因为看方子是件极不安全的事情。如果被红卫兵发现，不仅看我的人要受罪，我还得跟着吃苦头。所以我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给领导人家属看完病后，马上就把处方销毁掉。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正在药房给我们主任配药，进来两个身穿绿军装的人，他们问我是新来的吗？我说是。他们就问我认识王振纲（注：此人为前国民党军队军官，随共产党南下时丢失兵团司令部重要文件被囚禁，后被特赦）吗？我说不认识。他们说那你是安全的。然后我就继续干活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被囚禁的王震纲，曾经是国民党内有名的特务头子。
1975年，我调到了同仁堂药店工作。那一年，我去参加一个药品洽谈会，在火车站遇到一伙军人，他们要我做他们的向导，因为我熟门熟路。于是我就带他们去了。
那些军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这里有鸦片烟土吗？” 我一听这句话就明白了，这些军人是来偷窃鸦片的。 当时我既害怕又着急，害怕的是如果被抓到会被判刑，着急的是怎样把这些坏人摆脱掉。 我灵机一动，对他们说：“我们这没有鸦片，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弄到。” 那些人一听，立刻兴奋起来，问我真能得到鸦片吗？ 我肯定地说能。并告诉他们，我家就有鸦片。只不过我家老爷子早就去世了，所以我妈管得不严。只要肯花钱就能买到。 那些人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立刻跟我商量买多少。 我故意说要多少有多少，并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真诚，必须以货易货才行。
那些人听了之后，笑着对我说：“你这个条件太苛刻了。”接着又说，他们可以支付现金，不需要以货易货。 最后，我带着他们找到了我妈，买到了20两（一斤）鸦片。 这次买卖我做成了，还受到了单位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