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路开什么会议？
195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成都举行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为加快工业建设、调动地方办工业积极性而主动发起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今年钢的产量要达到2000万吨，生铁要达到1600万吨；煤也要多挖一些，电力也要多发电。还要发点运到外地去的货运票，这样就能带动铁路、矿山等部门的工作。要使钢铁和基本工业部门的大规模生产迅速实现。" [1] 为完成这一目标，他批评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做法，提出“把钢铁作为中心议题”，强调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民用工业。[1]
在谈到中国工业化道路时，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方式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我说过，我们在工业方面的政策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积极发展重工业，同时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其他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由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但我们不弄外债，不搞洋老板，只要外国的技术，不要外国的资本。至于苏联帮助了我们那么多的煤炭、石油、钢铁，这只能算是友谊，不能算债务。苏联帮我们是雪中送炭，我们自己有了煤、有了电、有了铁，正是锦上添花。"[1] 这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将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转向了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首先是在计划编制上增加了市场因素。过去国家编制五年发展规划是从上年7月开始，用一年时间编制下年度发展计划。从1958年开始，计划开始提前至上半年编制，并且增加了一个内容，即当年要实现的指标。这样不仅增加了市场的调节功能，而且加强了政府调控的力度，通过行政命令保证重点计划的实施。
其次是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强调按劳取酬，超额完成计划给单位和劳动者以奖罚，这就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保证了计划的顺利完成。 最后还必须提到的是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实行了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下放了一部分计划的权力给了地方，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地方的积极性。 因为人口基数大，又处在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的特殊历史阶段，所以即使实行了计划市场经济，北京城的居民生活仍然没有明显改观——1966年北京市民的平均生活费是每月46元，比1952年提高了9.2%。